考上二本甚至专科，在某些地方是“全村人的骄傲”，和考上名校一样网上正规实盘配资网站，要付出举家之力才能实现。学者黄灯通过一次次在不同省份实地探访，在新书《去家访》里呈现出乡村教育的匮乏，以及底层家庭为之付出的艰辛和代价。
《去家访》里呈现的乡村教育场景，同样令90后青年学者、香港大学教育学博士郑雅君感慨。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读硕士时，郑雅君就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但却无人研究的现象：社会出身弱势的学生，即便通过加倍努力进入最好的大学，毕业时劣势依然明显。通过对北京、上海两所名牌大学毕业班62名学生的深度跟踪访谈，郑雅君写成《金榜题名之后：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》。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发无数关注，一年内再版8次，众多学子主动联系郑雅君，向她倾吐成长中的隐秘困境，她也得以了解更多底层家庭的学生在阶层跨越之路上的坎坷。
郑雅君的研究方向是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教育公平与学生发展，之前就关注黄灯的非虚构写作。读完《去家访》后她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，从教育学和社会学角度，谈了自己的感想。
首先是一个人，才是一个学生
第一财经：《金榜题名之后：名校大学生的出路分化》一书出版后，你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，你说，那些出身弱势家庭的访谈者“真的是吃尽了苦头，才能来到这里（名校）”。如黄灯所言，二本在“高校鄙视链”中是底端，但读了《去家访》我发现，对农村地区的孩子来说，他们考二本甚至大专都那么难，同样要靠整个家庭用尽力量“托举”才能实现，这让我非常震撼。大家都知道名校分数高、录取人数少，容易对“寒门贵子”产生共情。底层家庭子女考上二本的艰难，在公共层面好像是被忽视了。
郑雅君：我同意。虽然《金榜题名之后》是研究名校大学生，但这几年因为我先生工作和做研究的缘故，我也接触了不少二本学生，我们收集他们的自传时发现，他们的成长背景和《去家访》里的学生相似，考上二本、专科对他们的家庭、家族乃至村子来说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，是骄傲，升腾起很多希望。他们教育经历当中的困难，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、被遮蔽的，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是高度选拔性的，有种英雄不问来处的感觉，重要的是你到底来没来，不会有人关心你经历了什么才来到这里。
《金榜题名之后：名校大学生的出路分化》
郑雅君 著
上海三联书店 2023年1月
从我本人来说，一直关心教育均衡问题，知道二本学生的情况，所以看书里讲他们的教育之路有多么陡峭和艰险，也很感动，但更让我非常震撼的是，黄灯老师真的是把自己放得很平，把自己真的融入了她的学生的生命脉络，这种阅读感受在书里随处可见。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，她没有以研究中很常见的研究者的他者视角，或者以某种高高在上的、俯视众生的身份出现，而是真正走出师生关系序列，走进学生家里，和他们心意相通，以绝对的诚恳来做这样一件事情，这也让我非常佩服，非常受教育。
第一财经：确实，很多关于大学生的访谈和社会学调查基本都集中在大学生本人，像黄灯一样回到他们生命的原点、深入家庭的调查和访谈很少。从社会学研究来说，这种形式的访谈好处是什么？对你的研究又有什么启发？
郑雅君：好处当然很明显了，就是能够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理解他们，而不是从学生这样单一的社会角色去理解，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人，然后才是一个学生。回到成长现场才能够理解他们在学校的状态，或者说在学校中的一些选择为什么是这样，他们的力量又从哪里来。
这种研究方法给我很多启发，我觉得研究者都应该看一看《去家访》，然后会知道，你非常单一的信息来源，或者说非常局限的视角，甚至可能连人都没见到，在只有数据的情况下得到的知识和结论，会有多少偏颇和局限。
《金榜题名之后》出版后，我收到很多读者反馈，也很感动。今后，我不仅是做理论建构工作，而是要去做一些像黄灯老师这样更加切实的实践。比如阶层向上流动时，需要有些机制去支持、缓解低阶层的人在文化差异上的伤痛和挣扎，接下来我会做更多这种应用性的研究。
另外，我还在做县中研究。今年元旦前夕，我带着小伙伴们一起回到了甘肃老家的一所高中做了前期调研，我也是非常震撼，调研结束后就发心，等我从美国访学回来，明年要回到那所高中做半年田野调查。看了《去家访》，我更加坚定和确定了很多设想。
《去家访：我的二本学生2》
黄灯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2月
第一学历歧视合法性从哪里来
第一财经：你在《金榜题名之后》里也访谈了很多人，和他们做了很坦诚而深入的交流，看《去家访》的时候会不会想，要是当时也能去他们家里看看，最后的呈现会更好？
郑雅君：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其实当时我的访谈也很长，也有很多类似《去家访》里的故事，但最后写作时，省掉了非常多个案的驳杂的生命经历。因为社会学研究追求发现规律，有理论贡献、概念上的进展，我没有办法同时呈现很多个案，不得不做一些剪裁，这也是一种权衡。
《去家访》是非虚构写作，里面分析性的东西比较少，不做很多所谓的归纳，也没有揭示什么规律，论证什么理论，就是讲述，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和非虚构写作在文体和工作方式上的区别。黄灯老师要发表议论的时候，通常会以破折号开头，比如正敏和她聊着天，突然找出高三时用过的200多支中性笔，全部倒出来时她被震撼了，就用破折号开头写了一句：“如果不抵达现场，这些淹没的场景，正敏永远不会提及的细节，将遮蔽在我的时间之外。”寥寥几句议论，我已经收到了她想要传递的信息。从这个角度说，黄灯老师也是相当谦卑的研究者，非常克制。
第一财经：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，大学生工作难找，用人单位更把第一学历作为就职筛选的重要标准，第一学历歧视现象也引起很多关注。结合《去家访》中呈现出的落后地区乡村教育薄弱，还有你做的研究，你认为强调“第一学历”是否带有精英的傲慢，因为只看结果不看原因，会忽视很多结构性问题？
郑雅君：对第一学历歧视，我的看法是，它是市场经济之下的一种省力办法，从堆积如山的候选人简历中，可以快速选出雇主想要的人，只是想省时间而已。当然这种行为多少也存在一点精英的傲慢，因为人类所谓的鄙视链是滔滔不绝的，总要给同类搭起某种边界，显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。
但是，如果你去问一个HR，名校和非名校的应聘者是不是就有黑白分明的能力分别？他要是说真话，会承认大部分情况下不见得，并不相信第一学历好的人就要比第一学历不那么好的人，在本质上能力强很多、聪明很多。HR用第一学历来筛选，对他来说，是一个程序上的合法性，让他以最短的时间把工作完成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，可以去做一个社会学研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很难苛责HR，更需要追问他们用第一学历筛选简历，大家也普遍接受的行为，合法性从哪里来？这才是更重要的。
消解优绩主义狂热的一剂良药
第一财经：确实，以前我也觉得，一本和二本分数差距很大，认同某些筛选。但是书里有个学生告诉黄灯，他那届县一中共有1600多名考生，后来只有20来人考上了本科，这背后其实是“县中塌陷”的生动体现，更别提里面讲到的乡镇初中教学，很多老师完全不负责任，这种情况下，学生怎么能考上好高中，进而进入好大学呢？由此展开，对于当下非常强调的“优绩主义”，我们是否也应该有所反省？
郑雅君：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《去家访》带给整个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，就是它让我们看到，在这样的环境同样可以长出好孩子，这些孩子身上有很多“优绩主义”定义下的“优秀孩子”不具备的优势，比如会劳动、有韧性，尤其是劳动带给他们的价值被强烈低估，因为nobody cares，觉得挖扇贝、织网这些是“脏活”，收入低也很正常。
特别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，已经很适应市场主导的生产与生活，社会分工非常细，商品经济也很发达，什么东西叫个外卖就可以送到。至于是谁给你送来的，外卖员经历了什么，即便他就在你的家门口，他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，在你饿的时候送来吃的，生病的时候送来药，但我们只关心送来的东西，不会去关心外卖员本身，甚至有人觉得他们本质上和无人机没什么区别。
这种情况下，人就很容易把别人工具化。比如有些高校导师要求报考他的学生，必须先保证读研的时候不能结婚生子。从老师的角度，可能是他的课题耽误不起，但那些导师也在非常单向度地看待学生，他们就像一台打印机，不能出岔子，必须处在良好的保质期。
跳出单一的视角，比如说去看看《去家访》里学生的故事，再想想这样的导师，是不是觉得有点搞笑？所以黄灯让我们看到，每一个人都是有来处的，背后可能有很多像修轮胎的、养猪的，很多这样奋斗不息的普通家庭的托举，才能站在一些地方。
这种访谈形式也补充了我非常久违的历史感，上一次让我在阅读中勾起了这样触动的，还是安超的《拉扯大的孩子：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》。只不过那本书集中在自己的家族，《去家访》的口径更宽，是不同地方的学生，写作也没有那么学理化，读起来很愉悦。
从这个角度说，《去家访》是消解优绩主义狂热的一剂良药。
《拉扯大的孩子：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》
安超 著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7月
应该重新认识“底层文化”
第一财经：刚才你说到劳动对人成长的影响，黄灯去家访的时间是2017~2022年，这也是“双减”政策出台前，整个社会对课外补习特别推崇，城市“鸡血家长”尤其疯狂的阶段。《去家访》中的受访家庭基本都处于社会底层，父母为了生计各种艰难打拼，没时间没精力更没钱参与“鸡娃”。但是他们的家庭展现了另一种“教育资源”，让孩子从小参与劳动或家庭小生意，知道生计的艰难，学会如何与社会打交道。因此这些学生展现出来的责任感、务实、朴实以及生命的韧性，才非常打动人。黄灯也重新思索了“家庭教育”和“社会教育”的关系。作为教育学学者，你觉得这些非常传统的家庭教育，在当下是否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？
郑雅君：其实校外补习的风刮得很热，早就从城市辐射到了乡村，那些年农村学生也有在补习，他们的父母也会运用一些策略，提升小孩的成功概率，只不过因为访谈时孩子已经读大学了，可能就没谈这些。
所谓中产家庭教养里，先天缺失的就是书里讲到的自然教育，还有就是书里描写的传统仪式带来的礼俗文化规范、敬畏，等等，也在大面积缺失，因为城市中产家庭脱离了原来生长的社群，已经原子化了。
虽然中产阶层家庭有更多钱去报班、购买教育产品，但问题在于，一个好孩子到底是怎么被养育的？是不是有教育产品就够了？从直觉上我们都知道肯定是不够的，因为很多东西不是商品化后就能买到的，比如蛙声、田野里的嬉戏、传统大家庭互助的家风，等等。所以城市里很多小孩是悬浮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接地，也不劳动，就容易对生活失去敬畏。
但是，像正敏那样的孩子，在很多家庭成员都拉胯的情况下，妈妈还能一个人把家庭维系起来，她知道妈妈多么难、多么伟大，这种孩子对生活和劳动就是敬畏的。城里的小孩基本不存在这种生活情况，再加上有些父母还会灌输类似“学习不好你就去扫大街”的观点，更滋生了他们对体力劳动的鄙视。
还有何健妈妈，她也是非常传统的女性，长嫂如母，很辛苦，对大家庭付出也很多。但她又蛮有获得感的，没想到在自己的生死关头，全家族的人都愿意用所有力量去救她，觉得一辈子没有白白付出。书里很多人像何健妈妈一样，还生活在传统的文化中，他们的人生，很多读者看了会有三分羡慕。
相比之下，城市家庭是从前现代社区传统中剥离出来的，脱开了传统的“胞衣”到处迁徙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就能理解中产阶层的焦虑了。乡村的人有土地可以守望，随时可以把自己接在一个更广的传统脉络当中，但城里的中产家乡回不去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，就通过“鸡娃”试图保持阶层不往下掉。
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，要切实考虑城乡纽带重新连接的议题。因为在我们的教育里，一直在体现身为城里人，或者说来到城市的幸运、赢了别人，乡村就是落后。但是你看了《去家访》，还会这样认为吗？会有很大的震动是吧？然后就会发现，中产进城之后的很多困扰和焦虑，就是因为丢掉了一些东西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真的应该实践一种城乡融合的生活，尤其是如果你还有乡土的历史，应该把这一段历史抬起来，这样所谓城市中产的很多焦虑，可能就迎刃而解了，知道还有另外一片天地，不照城市套路教育孩子，最后孩子照样长得挺好。某种程度上说，就是不管小孩在什么样的家庭，都各有所得，生活以别样的姿态在教育他们。
第一财经：现在很多中产家庭都重视家庭文化优势，从这个角度说，是不是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“文化资本”？
郑雅君：文化一词在西方语境中有两个含义，一是高雅的文化才叫文化，还有一个是所有人用的概念、符号、象征系统、语言、讲究、规范，等等，都叫文化。在中国传统典籍中，“文化”也是有高度精英的意味。
文化资本是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，但他其实是说，相对来说低阶层没有学校教育要求的文化，如果把这些文化说成主导文化，低阶层才是没有文化的。
现在烂俗的所谓“文化资本”概念，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，也隐含着低阶层就是没有文化这样一种假设，所以轻看他们。这是概念在翻译和使用中造成的错觉，进而形成相互鄙视。
但是通过实地走访，黄灯以非常细腻的笔触，给我们展示了另一部分人的文化是怎样真实存在，它的样貌是怎样，不是可以被轻易无视的。她编织出了非常具象的、有实感的一个个文化场景。包括在那些家长身上你会发现，并不是所谓的没有文化，他们在教养上就没有思路，特别是那些妈妈，我看了非常触动。
所以，我觉得是时候去重新思考、重新认识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作底层人的文化，比如学者程猛就提出过“底层文化资本”，现在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概念，他绝对不是说底层人没文化，也不是说应该向高阶层学之类，而是在诘问社会的评价，应该由什么样的人制定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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